对话著名诗评家吕进:巴地连蜀土 领新诗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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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 图据江油市李白纪念馆官博。

 吕进(右)于中国新诗研究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诗评家杰。

 在诗歌上川渝不应分家不能分家,巴地连接蜀土,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领军之地。

 文化存异。

 一地总有自己独特的性格。

 封面新闻: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重庆的成都人您认为,两地有哪些文化共性?

 吕进: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区域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最相似的是:不管四川还是重庆,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巴蜀文化自古以来是建立在“山高皇帝远”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和文化新潮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由此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巴蜀文化不太追赶风潮,它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异质的“稀奇”东西,并且从中吸取养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的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

 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封面新闻:之风您对巴和蜀的文化了解都很深关新诗系密切的他们各自有何特色?

 吕进:是的。在文化上四川和重庆很难完全划开,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川渝是一家。但是细细观察,也有区别。《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区别。四川和重庆属于同一个区域文化,这个区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

 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重庆、合川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等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成都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著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版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天府之国,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衣食无忧,就有功夫读书,从事文化活动,“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蜀地文风兴盛,多出相才等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李白、杨慎、苏东坡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字。

文明求同, 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四川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实现川渝共建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

 行政区划。

 不能从文化上把巴蜀分开。

 封面新闻:重庆直辖并没有阻断川渝两地的文化联系。您的体会如何?

 吕进:巴蜀从古及今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重庆)和蜀(四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的几所知名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地名前缀,比如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文化就是人化。在文化领域,四川人、重庆人是交错的。四川和重庆在文学上是不分你我的。拿作家来说吧,李白、陈子昂、苏东坡、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杨牧、张新泉、阿来、吉狄马加的确是四川人,但是马识途却是重庆(忠县)人。我为诗人梁平的评论集写的序言题目:《梁平:三面手与双城记》第一句就是“梁平人生的地理坐标和我恰好相反,他从重庆去成都,而我这个成都人却在重庆生活。”所谓“双城记”就是说梁平是“蓉漂”的重庆人,梁平有部诗集就是吕对话进《巴与蜀:两个二重奏》他新近推出的诗集《时间笔记》就是“双城记”的诗歌版。在重庆,吴芳吉、何其芳、方敬、沙鸥、余薇野、李钢的确是重庆人,但是邹绛、梁上泉、穆仁、傅天琳却是四川人。重庆近几十年有一部影响较大的小说《红岩》作者杨益言也是四川人。成都的《星星》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在诗坛享有威望,不少重庆诗人就是《星星》培养出来的。我担任过多年《星星》编委,虽是挂名,也引以为荣。《星星》创刊40年的时候,重庆已经直辖,但是《星星》仍然特邀我为《星星》的《四十年诗选》写了长篇的评论文章——《不惑风采:及其》。

 川渝诗歌。

 应形成中国新诗繁荣之地。

 封面新闻:未来成渝除了在经济上融合两地在文化上,或者说在文学创作方面,应该有怎样的交流或合作?

 吕进:四川和重庆的文学都有魅力和张力。我是“书生谈书屠夫谈猪”,我觉得在新诗创作上,川渝完全可以强强联手,把巴蜀打造成举国羡慕的诗的“天国”。四川有深厚的文脉,这里是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草堂的所在地。蜀人陈子昂、苏东坡、杨慎都是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大家。在现代,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蜀中五老”发挥了全国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就有三位:周克芹、王火、阿来。

 李白以降四川从来是诗的故乡。诗人杨牧、吉狄马加是全国文学奖得主,张新泉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新中国创刊的第一家诗刊《星星》每个月在成都出版上旬刊、中旬刊、下旬刊,团结了众多朋友。近些年,四川成功举办多次大型国内和国际的诗歌活动。再回头看重庆,这里也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歌遗传,尤其是三峡地区。三峡是诗之峡,是一片诗的沃土,而奉节则素有“诗城”之称。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告别成都草堂,来到奉节(古之夔州),夔州有幸成为杜甫诗歌生涯的高地。他用心血和忧思写下的430首“夔州诗”,占了一生创作的三分之一,成为杜诗的巅峰。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的足迹。以奉节县为中心,古代巴人就在这里劳作生息,而民歌就是他们的劳动生活里的音符。所谓“下里巴人”,正是这里的巴人所唱之歌。唐代以后一直至清代,在全国流传的“竹枝词”的故乡也在三峡。“竹枝”是巴人聚居地的民歌,原名巴渝舞,“惟峡人善唱”。而且,“竹枝”在巴地十分普及,“巴女骑牛唱竹枝。”。

 重庆也是公认的新诗重镇。诗人黄亚洲曾经有诗句:“中国诗歌的半个灵魂/就在山城重庆”。吴芳吉是站在新诗和旧诗的交叉点上的重庆诗人。可以说他是重庆最后一位旧体诗人,又是重庆最早一位新体诗人。他的《婉容词》赢得的巨大的艺术反响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枏都是重庆新诗的早行人。新时期以来,傅天琳、李钢获得全国文学奖,傅天琳、李元胜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家新诗研究所诞生在重庆。 在诗歌上川渝不应分家不能分家,巴地连接蜀土,应该形成中国新诗的活跃之地,繁荣之地,领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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